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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人们应该对两高关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表态有一个更高的期待。对于企业家而言，真正的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共识和文化价值，是其信任与依赖的安全港湾。毋庸讳言，当下一些民营企业家对营商环境是没有信心的。综合实践中发生的案事件分析，一些民营企业在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踩坑”的感觉很明显。政府职能部门是有政府信用加持的，企业会认为这应该是最没有风险的一个合作伙伴，如果“挖坑设套”，对民营企业来讲何谈营商信心？

太阳集团电子游戏近日，在以“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司法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为主题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讲坛”上透出的“不能让任何一个企业仅因涉案而垮掉”的观点引发舆论关注。

在普法教育中，我们总在倡导要培育对法治的敬畏之心，但是在目前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谓是“敬不足而畏有余”。“敬不足”，就是不能心怀对法治的敬仰。之所以没有敬仰之心，在于它感受不到法治和规则的权威性，感受不到规则的统一性和标准一致性。“畏有余”，就是对政府职能部门、对司法机构怕得要命。企业家去讨要欠款都可能被抓起来，试问谁还会相信依法办事？谁还敢相信“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敬不足而畏有余”就是当下亟待解决的法治失信问题。比如，2024年6月6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马某某案尘埃落定，检察机关最终决定对涉案5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10人作法定不起诉处理。这一司法结果是建立在对刑法的惩罚犯罪功能与市场经营主体权益保障之间的利益取舍与价值平衡之上的。

企业垮掉的原因有很多，涉案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经营的成败得失本就是一个市场行为，“当赢则赢、该垮则垮”是通识，司法机关强调“不能让任何一个企业仅因涉案而垮掉”，背后的含义值得关注。

司法机关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但是企业敢于做大做强的前提是有法治保障，即企业经营获得的那些既得利益可以有法律保障而不被轻易剥夺。如果民营企业在寻求法律救济时总是遇到阻碍甚至遭受重创，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不再信赖法治，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带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戒备的心态面对法治，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壑将逐渐加深，对于国家、企业、社会公众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三方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不能仅仅将法治限定在执法办案这个职能定位上。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必须从更高标准进行考量，特别是要考虑企业家对法治的期待是什么。

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就是要让企业家、企业的经营者内心有安全感，他才可能觉得经济形势再不好但有一个稳定的制度保障也可以撑下去。企业家、经营者内心安定、有安全感，经营动作才不会变形。在不变形的情况下，国家的双循环战略、数据要素流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等就都有可能。现在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企业家对外部的环境，包括法治的稳定性、确定性、标准性等有担心，导致失去企业长远发展的定力，一旦失去信心，企业垮掉就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

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国家法律、政府经济政策和个人经济决策的影响，若是对塑造我们经济生活的力量缺乏认识，那么谁能够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未雨绸缪？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还要提高认知站位。司法工作不仅仅是为企业解决困难，也不仅仅是单纯地把它从纠纷当中解脱出来，而是要看到让企业从矛盾纠纷当中解脱出来是为了实现更长远的发展，是要让企业家有坚持长期主义的信心，要让民营企业有建设“正直、善良、责任、担当”的企业文化的可能性。这两点做到了，民营企业发展会很快；这两点做不到、有差距，再怎么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会落空。

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就是希望通过法治对企业家产生两个促进作用：一是推动企业能够有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企业有信心坚持长期主义，意味着在跌宕起伏的发展环境中的淡定从容和波澜不惊，企业能坚持投入创新技术，能坚持自己的经营发展方向，能坚持自主的人才战略。没有稳定的外部环境保障，除了投机就是跟风，没有企业敢坚持长期主义。二是推动企业的文化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当体现的是“正直、善良、责任、担当”。经济下行压力大，不少企业在裁员即所谓减员增效，这当然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经营动作，但是如果营商环境稳定的话，企业的社会责任就包括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进而推动整个社会更加稳定，而这种责任担当需要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去承载。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渐成全社会共识。市场经济要素需要法律规则调控，只有法律规则的保障和指引，才能让经济发展又快又好、让任何一个企业在经营发展中不越界出轨。今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两高在各自的工作报告中都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面的相关表述是：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制定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7条意见，把依法平等保护原则融入司法政策、落到个案办理，以法治的确定性助力提信心、稳预期、促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强调着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定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3条检察意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等界限，持续清理涉企“挂案”，坚决纠正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坚决纠正超范围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促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辩证地看，司法机关做出“不能让任何一个企业仅因涉案而垮掉”的承诺，对司法人员捍卫公平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律的指针绝不能单纯为了赢得企业的好感而发生偏移。建立让企业家信任法治的营商环境，并非是让所有企业都在矛盾纠纷解决中受到法律的“偏爱”而胜出。如是，则将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伤害和长久的负面影响。真正的法治，既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注重法律的人性化和关怀性。

在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进程中，政府与企业需要不断共同探索和完善法律机制，使之既能够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又能够充分考虑和保护企业及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让民营企业在感受到法治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温暖与保护的同时，更能感受到法治所坚守的公平与正义。对于出现违法犯罪问题的企业该罚则罚、当判则判，用法律的标尺让企业知悉底线在何处，才是对所有诚实守信、依法合规经营企业最大的尊重与支持。唯如此，才能够培育企业家的法治信仰，也才能够让企业家们在营商环境中真正感受到法治这个靠山永远值得依靠。

当今时代，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法治的意义上讲，数字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数字化生命体，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营商环境的问题。数字经济要想实现新的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就一定要把法治融入基因当中。